11月15日,由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指导,我校与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联合主办的“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制度与实践”学术研讨会在上海社会科学会堂举行。来自上海、北京、江苏、吉林、海南等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制度安排和实践路径展开深入研讨。

开幕式上,上海市社联党组书记、专职副主席王为松指出,本次会议主题是中国知识体系研究这一学术脉络的自然延伸。研究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研究党的领导,既讲清“为什么是根本保证”,也讲清“如何实现”,把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如何构成、如何运行、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讲清楚,转化为有史料支撑、有比较视野、有制度分析、有实践检验的学术研究。他强调,上海是“人民城市”理念首提地、超大城市治理的重要样本,要从共同富裕、城乡融合、公共服务、基层治理中提炼普遍性学理,在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扛起上海社科界的使命担当。

上海市教卫工作党委副书记祁明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一论断从根本上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力量、制度属性与价值取向,是管方向、管全局、管长远的定性判断。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以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作出战略部署,正是从党的建设维度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夯实政治根基、提供组织保障。上海教育系统把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教育发展全过程,在理论武装上阐发中国式现代化内含的道理、学理、哲理、法理和机理,在制度建构上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教育领导体制,在实践探索上推动马克思主义学院内涵式发展、深入实施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

海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许玫结合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实践指出,越是改革开放的前沿,越能体会到党的领导的分量;封关运作平稳起步、制度集成创新成果竞相涌现,靠的正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和“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她认为,理论研究必须扎根中国实践、把地方样本讲成中国道理。上海是党的创新理论的“源头”,海南是改革开放的“潮头”,期待两校共建研究平台、共育青年人才、共享实践资源。

我校党委书记潘燕表示,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式现代化最根本的保证,在“十五五”开局之年研讨这一命题恰逢其时。上海是党的诞生地、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立信作为扎根上海的百年应用型学府,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依托中国知识体系构建研究中心等平台深化党的创新理论学理化、体系化研究。她提出三点思考:深耕学理阐释、夯实理论支撑,推动研用贯通、以交叉融合激活学术增量,坚持守正创新、以学术话语讲好中国故事。

开幕式由我校党委副书记尹晨主持。

主旨报告环节,九位专家学者围绕党的领导何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证、党的领导制度体系如何构成和运行、如何转化为治理效能等问题展开阐述,上海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中国知识体系构建研究中心主任解超教授主持。

吉林大学原党委副书记韩喜平教授认为,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要在理论、制度、实践三种形态上把握;西方政党以自身利益为逻辑起点,中国共产党以初心使命为国家和人民,因而能够自我革命。中国式现代化破解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如何立得住、马克思主义政党如何长期执政两个问题。

上海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曾峻教授认为,党确立了近代中国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又基于国情赋予现代化以中国内涵,中国式现代化本质上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党形成了长短结合、上下结合、内外联动、灵活策略、左右平衡的路径策略。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党”,也是“中国”共产党。

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姚建龙教授认为,影响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变量有三:能否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能否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中赢得先机,能否处理好中美关系。数字法治关系现代化全局,其首要追求是“重新发现人”,人工智能立法应在产业促进与风险防控之间保持平衡。

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孙代尧认为,政党是现代国家运行的核心行为主体,后发赶超型现代化成功案例不多,重要原因在于领导力量缺位或政党领导力软弱,政党革新能力攸关现代化前途。中国共产党以强党引领强国,以人民至上、独立自主、守正创新回答了“现代化之问”。

上海财经大学资深教授鲁品越认为,西方现代化并不是普世价值,其背后是资本扩张与国家力量结合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对内统一、回归自身的现代化,本质是通过党的领导把中国人民组织成强大的民族力量;党长期执政靠的是人民监督和自我革命。

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永贵表示,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是双向互动关系,党的领导是最鲜明的特征和本质要求,现代化又对党的领导提出提高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的更高要求。要重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这一根本制度。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戴立兴研究员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深厚滋养,但契合不等于等同、相通不等于可以直接搬用。从“民为邦本”到“人民至上”、从“德主刑辅”到依规治党与以德治党相统一、从“革故鼎新”到自我革命,是三个层次的转化。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孟捷表示,中国共产党是特定含义上的“使命性政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是“跨体系的力量”,不仅是政治上层建筑,也成为经济基础的一部分,体现在领导经济制度变迁、引领资源配置、参与公司治理三方面。下一步要把党的作用概念化、提炼经济规律。

华东理工大学教授杨发祥认为,知识库建设是“基础设施级别”的议题,既要避免技术乐观主义的“赋能叙事”,也要避免防御性的风险叙事。它可为学科打开史料智能化重构、研究范式辅助性转型、整体性研究支撑三重空间。他强调,技术可以外包计算,但不能外包判断。


主题发言环节分为两个单元,分别由《探索与争鸣》主编叶祝弟、上海《社会科学》杂志社副社长盛垒主持。十四位专家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作了交流。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杜玉华认为,党的领导之所以成为本质要求,在于价值定向回答“为了谁”、战略接续回答“向哪里去”、制度变革回答“动力从何而来”、主体生成回答“依靠谁推进”。

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杨峻岭表示,党性不是抽象的道德概念,而是政治属性、政治立场、理想目标和组织原则的集中体现,增强党性是制度规约向思想自觉转化的重要基础。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周晔认为,《共产党宣言》揭示了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加强党的领导的关键作用,中国共产党把“两个先锋队”拓展为党的全面领导,回答了“由谁领导、如何组织”的根本问题。

上海市委党校陈方刘教授认为,“最本质特征”的落脚点是“特征”而非“本质”,意味着根本性、统领性和独特性:根本性针对党的领导被虚化、弱化、淡化的问题,统领性回应集中统一与分散的关系。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吴涛教授指出,党的二十届五中全会把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单列一条,深意在于把从严治吏纳入党的自我革命全局。干部队伍不是等待配置的名单,而是依靠制度激活的活性组织。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刘经伟指出,治理场域呈现主体多元、利益多样、风险交织的新特征,传统管控型治理难以适应。生成性治理重在赋能而非替代,通过四重生成实现从单向支配向双向共生转变。

上海财经大学教授章忠民表示,现代化既需要强大的驱动力,也需要坚韧的约束力。全面从严治党与党的自我革命是两种动能的统一,一方面凝聚力量形成驱动,一方面以制度规范防止失度失序。

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黄斐提出,研究中国式现代化应从“特征比较”转向“历史问题—实践回应”的分析范式,把它放在世界社会主义500年进程中考察,其超越苏联模式之处在于社会主义原则、市场、政府三维互动。

上海立信会计金融学院科研处处长万金城指出,党的领导之所以是最大优势,关键在于其内含可被历史检验、被机制解释的生成逻辑:党的领导是根本保证,定向、规划、组织、自我革命四重机制闭合成环,使政治原则转化为治理效能。

华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书记邱卫东指出,党的成功基因有三条:独立自主不依附,以“两弹一星”确立基本国格;成本代价不回避;守正创新不僵化,深层原因在于“两个结合”。

上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叶海涛认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与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是一体两面,他以“点—线—面—体”的思路推进:点是标识性概念,线是逻辑主线,面是体系框架,进而形成立体化呈现。

华东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赵庆寺阐释,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逻辑在于:以对执政资格的清醒警醒为前提,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为使命,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严”转化为制度结构。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嵘均借用“开源”的共享与创新之意,提出“开源性中国式现代化”:结构上是开放升级,对内推动区域经验互鉴、对外推动经验进入国际视野;过程上是创新调试;价值上是共生共创。

东华大学教授陈健指出,中国数字现代化是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能促进全体人民平等共享数字化权益,其超越西方之处在于从资本逻辑转向人本逻辑,以数字文明超越数字霸权。
本次研讨会将“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宏大命题拆解为理论、制度、实践三个维度,23位专家学者分别从中国式现代化的方位、动力、模式、路径切入,既有理论思考、实践总结,也有体系构建、学理阐发,既是一次主题研讨,也是一场跨学科对话。研讨会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落下帷幕,深化了对党的领导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关系的学理阐释,为推进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提供了有益探索,也为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注入了新的学术动能。
